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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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作者黄晖丨原载《法国研究》 2010年 福柯：理性与疯癫 来自哲学人 00:00 26:14 《疯癫与文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著作。 福柯认为法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应主要关注科学的对象是如 何建构起来的这一问题，他本人力图用他的考古学以及后来 的谱系学来解构传统的历史学，动摇传统历史所标榜的客观 性和真实性，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求真意志，揭示各种人文科 学与权力运作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疯癫史并不是疯癫本 身的历史，而是人们怎样看待疯癫的历史，也就是他者意识 的历史。 然而，仅仅有他者意识是不能构成历史的，还要考虑到各个 时期的不同社会模式，才

2、能产生不同的他者意识。在《疯癫 与文明》一书中，福柯将该书所涵盖的范围分成文艺复兴时 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三个阶段，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在历史 进程中交流与对话的关系。 1.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与理性的出场 福柯力图表明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不是天然的，而是近 代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特殊现象。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疯癫并 不与理性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恰恰相反，正是在疯癫的陪 衬乃至于共谋之下， 理性才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古希腊人 与他们称之为‘张狂'的东西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 一种谴责关系。……自中世纪初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 分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 也许，

3、 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 深度。 ”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社会秩序最大威胁的麻风 病逐渐被控制，疯癫在这时开始取代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 但那时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暖昧的，疯癫既被视作威胁， 也被视作达到真理的一种通道。 “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 在 17 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 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 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多于骚扰的生活， 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福柯： 32 ） 人们处理疯人的方式是让他们随船出航离开自己的城镇，他 们在某一区域内游荡或以被驱逐的方式在

4、城镇之间流浪。某 些城镇里设有拘留所，这些城镇象征一个疯人的专属地，于 是疯人便在“朝圣”意味的象征下被原来的城镇遗弃了。由于 这种驱逐疯人的方式与水域是不可分离的结合，而水域所代 表的即是某种巨大不安的象征和隐秘的性质，所以疯癫意象 终于在中世纪末的文学作品里与当时文化里出现的某种相 似的焦虑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疯癫意象诞生的开始， 即“巨大 不安的象征”。（福柯： 10） 这个不安的象征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是水域的净化作用， 因为疯人被交付给船上的水手就是为了将他从这个世界驱 逐到另一个世界去，对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言，疯人就意味着 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其次则是航行所产生的风险，船进入了 一望无际

5、的大海，就好比进入了不可捉摸的命运里。每一次 的航行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疯人可能顺利到达另一个城镇， 也可能在大海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中丧失生命。由于水域的 这两种特质，疯人搭乘了船便意味着面向不确定的命运。疯 人的生命充满了一种不确感，这一不确定感诱发了 “生存本 身就是虚无” 。（福柯： 12 ）这一思想。水域的特质在文学作 品里表现为邪恶、寒冷、潮湿、不稳定或混沌的动乱，疯人 与水域的结合所形成的疯癫意象来自于水域的象征意义，于 是疯癫便象征着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存在状态。疯癫意象是 一个流变体，无法被即时定义，人们很难捕捉到疯癫的具体 形象，只是在晦涩、模糊甚至带有几分敬畏的状态中，以一

6、种形象刻画的方式来对疯癫进行描述。 疯癫是如何出现在 文艺复兴的文学与绘画艺术作品里呢？福柯认为疯癫与水 域所形成的疯癫意象恰好与中世纪末文化里所产生的焦虑 相一致。福柯并没有具体说明当时的文化焦虑指的是什么， 但从福柯提到当时的文学与绘画所描述的主题来看，可以知 道是与真理有关的反省。而疯癫为何会出现其中呢？因为疯 癫意象夹杂着水域的象征意义，于是形成了一种性格暧昧的 角色。 在文学作品里通常将疯人视为真理的化身，它模仿理性的语 言批判理性，真理在疯人令人发笑的模仿中被揭发。疯人既 是可怜的丑角，又是讽刺理性的真理， “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 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

7、验 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 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 （福柯： 21 ）所 以疯癫因其自身那种不确定的意象而开启了人们将疯癫视 为真理象征的想象，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和造 型艺术中，在文学和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 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 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 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威胁。 在《疯癫与文明》中，另外一个出现在文学与绘画作品里的 疯癫主题是与死亡有关的不安。福柯注意到在十五世纪末的 艺术作品里充斥着关于死亡的主题，死亡证明人存在的虚无 并且使人不得

8、不面对它。因为疯癫就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 而死亡则是取消人的现实生活。疯癫意象里便包含有存在的 不确定性与虚无性，所以通过与死亡同样的一种存在的虚无 性的意义，疯癫便取代了死亡在艺术作品里的地位。但是它 与死亡不同的是，疯癫是用一种嘲讽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存在 的虚无，它比死亡提早证明存在的虚无性，由此解除了死亡 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而得以用一种嘲弄的态度来面对它。所 以把疯癫与死亡这两个意象联系上的不是别的，正是对存在 的虚无所形成的焦虑。 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代表了没有分裂前的完整体验， 虽然有一种缓慢的分裂正从文学与绘画这两种艺术作品里 出现，但是这仍是不完全的分裂。直到一种哲学话语明白

9、划 分了理性与疯癫的界限，关于疯癫的历史才就此展开，并且 随着当时文化机制进入了长期的禁闭时期。 “疯癫与终极性的 联系一旦消失，也就同时意味着它的独立性的消失：疯癫不 再是揭示理性所无法达到领域的力量了，而逐渐成为理性的 仪仗和随从。” 2.古典时期——疯癫与理性的互斥 文艺复兴之后，疯癫便一直在理性话语下活动，成为理性研 究的对象。笛卡尔在《沉思录》里对疯癫的沉思，使疯癫被 完全排除在理性主体之外， 而划归于不理性一类。 从此开始， 理性得以把疯癫从那诡谲神秘世界的神游里拉回到现世，安 放在理性反面的位置上，人们开始从理性的眼光对它进行解 剖和描述。在此之前，理性与疯癫虽然作为相互关联的

10、辨证 关系存在，但至少理性还不具有排斥的权力，因为我们总在 理性的极致里看到疯癫，在疯癫的极致里见到理性，然而从 笛卡尔开始对真理的探求和沉思，理性得到一个主体性的地 位并拥有权力。理性的权力，来自于笛卡尔剔除了那些危害 理性的事物，理性得以在认识真理之路上畅行无阻。 由此看来，理性的权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构起来的，而是在 排除那些对理性有可能的危险因素中， 得到稳固的地位。 这 个地位似乎既脆弱又牢固，它的脆弱来自于理性并不是自给 自足地建立起来，而是通过对自身危害的排除而得以巩固的； 与之相反，一旦理性排除的危险越多，它的地位越牢固。从 这个意义上看，理性势必要排除疯癫，因为疯癫是对理性

11、认 识真理的最大危害；另一方面，理性也通过排除疯癫而得到 自身牢固的地位，从而拥有论述疯癫的权力。 疯癫在古典时期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个人生理或是心理的 特异现象，而是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 对理性控制下的 现代资本社会秩序的危害——来对待，在最初的禁闭所中， 疯人是与游手好闲者、流浪汉、败家子之类的人一同被监禁 和管理，“ 18世纪末，霍华德进行了调查。他遍访英国、荷 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主要监禁中心——‘医 院、拘留所、监狱’……他看到，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 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在 150 年间，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 （福柯： 4

12、1） 上述各类人在个人的生理或心理上并没有很大的共同点，而 他们之所以都成为被禁闭的对象，其原因就自然不在于他们 自身，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评价。 1656 年巴黎总医院成立， 对非理性的禁闭从此开始。总医院虽名为医院，但并不是一 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半司法和行政机构，是一种治安手段 和禁闭所。 它的目的是用来保证公共安全， 制止“成为一切混 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 （福柯4：3 ），因为游手好闲和懒 散在古典时期被视作是对上帝的统治的反叛，它领导和压倒 了一切恶习。这样，禁闭所对游手好闲和流浪乞丐进行肉体 和道德的束缚， 迫使他们工作， 试图用工作来消除游手好闲， 用劳动来消除失业。但从

13、经济和实用价值的动机来看，福柯 认为禁闭所是失败的，是工业化初期的一种笨拙而无效的救 治和社会防范措施。很明显，直到这时疯人并没有被当作一 个需要特殊对待的群体，对疯癫的排斥根据是劳动道德准则。 疯人与“穷人”、“失业者”、“惩戒犯”等共同被禁闭，继而形成 了惩戒。久而久之，疯癫的悲剧性体验逐渐消减之后，一种 批判性的体验占据了主流，而批判性体验产生的直接后果就 是产生了疯癫的罪恶感。 在古典时期，人们认为劳动有一 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 疯癫在这一禁闭时期并没有被赋予发言权，它被视为违反社 会秩序的一员，并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成为一个伦理主体， 为自身的罪行在禁闭

14、所内赎罪。禁闭所的发明，正是古典时 期资产阶级美德憧憬的流露。在此，道德被视作是理想，视 作是要事，视作是律令，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 社会要素，用劳动让他们的道德升华，让他们迷途知返，让 他们重获拯救。所以疯癫并没有得到理解，它被排斥在各种 机制之外。 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此时“人们是从贫困、 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 癫”（。福柯： 57 ）由此可以看出疯癫言说自身的地位不断地 被缩小并由理性代言。 这种疯癫话语说明了理性的排斥作用。理性在塑造自身地位 时，最重要的是对异质的事物进行界定，并对它进行言说， 通过理性的语言来了解这原本不在理性范围内

15、的事物，所以 使这个异质事物突显出来成为理性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十七 世纪，疯人被监禁，此时尚无对疯癫的一般性论述，但是疯 人作为一个理性团体的他者是可以被轻易指认的，所以理性 把疯人放在一个隔离区域。十八世纪，由于疯人已经固定为 理性的对立面，所以一种关于疯癫的话语便得以开始，并建 构一套可以指认疯癫的疯癫话语。渐渐地，我们将在这个排 斥作用下看到关于疯癫的体验逐渐消失，然而属于理性的疯 癫则在十九世纪取得它完整的话语权力，在那里，疯癫将在 一个更完整的医疗体系下被言说与矫治。 3. 近现代——理 性对疯癫的言说 随着人们对疯癫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对 待疯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到十九世纪，疯癫

16、被约束在纯 粹理性道德话语里，疯癫被赋予道德意义，开始成为某种道 德过失的效果，疯人将被告知自己是什么并被迫不断地远离 疯癫的力量。疯人将依附在理性秩序下，回到社会里。理性 关心的不再是“疯癫是什么”，而是要如何使疯人回到规范下 的日常生活里去。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实质上将疯癫看作是 一种可以矫正的道德过错，人们没有必要对疯子的过错进行 残酷的肉体惩罚。人们应该让疯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为 之负完全责任。 有了这种意识， “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 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 （福柯： 229 ）不 难发现，资本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已经从过去道德上的 否定转变为理性上

17、的否定，在道德上将精神病人与游手好闲 者或乞丐等同视之，精神病人还被认为存在着被新教伦理改 造为勤勉的劳动者的可能性，而当精神病人被人类社会在理 性上否定时，他们除了被送到疯人院与外界隔离以外就没有 其他的出路了，他们被理性视作完全的异己，成为了必须被 理性所管制的非理性的破坏力量。 迎接疯癫的是象征着人 道主义精神的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 图克的精神病院是以一套宗教道德来架设其禁闭空间，疯人 的行为必须在这项道德要求下受到控制，而这项道德秩序正 是来自理性的社会秩序，使疯人在痊愈后回归社会秩序所期 望的角色。道德要求在此成为疯人内在的监禁， 在此监禁下， 他必须注意自己一举一动，以免呈现疯

18、癫的举动而成为理性 目光的焦点。在这样的精神病院中，疯癫永远处在被观察之 下，而精神病院中的精神病科学也只是一种观察和分类体系， 而决非一种对话。福柯曾这样说过： “我曾在精神病院培训过， 既非作为病人，也非作为医生，这使我有幸能以一种中立的 开放心态去观察事物。……让我震惊的是，对医生和病人来 说，禁闭实践是不言而喻的。” （Foucault ：96 ）在精神病 院中，面对疯癫的只是理性的监视和审判，这种监视和审判 无需借助于物质的强制性，而只凭借于疯癫周围的宗教道德 环境，凭借于理性的至上统治。 疯癫不再表现为一种抗争形式，而只是表示一种幼稚，一种 未成年状态，疯人被视作是没有自治能力的

19、未成年。精神病 院实际上是“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 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 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 （福柯： 253 ）精神 病院使疯人和疯癫现象完全沦为以精神病医学面目出现的 理性的对象，疯人的行为必须受到外在于他们的理性的支配 和约束，他们的思维方式被宣布为非正常的、病态的，因为 整个社会只承认一种合法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理性的思维方 式。 与图克认为宗教对疯癫具有疗救功能截然相反，皮内尔拒绝 将宗教环境引入精神病院中，皮内尔认为宗教刺激和引发了 疯癫，宗教不是理性隐秘的古老地带，而是谵妄、幻觉、绝 望、忧郁的根源。因此，在精神病

20、院中，宗教不应成为生活 的道德基础，它本身应被医治、排斥，宗教应成为医疗对象， 一旦将宗教从疯人的头脑中过滤掉，疯人就可能返璞归真， 情绪安定。皮内尔褪去了所有道德和宗教色彩，司法和秩序 的道德结构置于其精神病院之内。皮内尔对疯癫所采取的方 式是缄默、镜像认识和无休止的审判，这三种方式都是让疯 人承认自身疯癫的荒谬与错误的不同手段。疯人在他人的缄 默之中、在其它疯人的疯癫举动中得以客观化疯癫并见到疯 癫的虚妄。在精神病院里，疯人的身体是自由的，这是相对 于收容所里的各种刑具而言的。然而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 接受一种审判形式的约束，也就是说，疯人要注意自己的言 行举止，失常的行为是一种耻辱，同

21、时也会受到惩罚。于是 对人的禁闭由外在进而转到内在层面上来，疯人的道德意识 时时刻刻在审判自己。而所谓的治愈，不过就是要疯人能在 行为举止上符合正常的道德规范，而不在乎疯人脑袋里的疯 癫意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疯人仍被禁闭在精 神病院里的道德意识之中。 这个新的监禁形式使疯人不断 地远离疯癫体验，疯癫的虚妄性不是来自外在的指认，而是 疯人自身对其的指认，这是疯人在整个道德秩序要求中异化 自身的结果，疯人成了自身疯癫的陌生人。疯癫的幻相在这 里不再被承认，理性只是在一旁默默观察疯人，疯癫的舞台 不再是面向世界，反而是疯人自身，疯癫将被疯人自己吸收， 内化于道德律令之中。 这样一来，

22、一种被异化了的共同语言得以产生，疯人与理性 的对话得以开始。但是这场对话，既不是文艺复兴时期也不 是古典时代的对话方式，十九世纪开启的对话是取消疯癫所 言说的内容。我们看到疯癫的谵语只是一个证明自己有罪的 形式，至于内容则是一个不必被关注的不真实罢了。 不论是在图克还是在皮内尔的方案中，医生在精神病院中都 起着主导作用。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共通的结构是对医 务人员的神化，这种结构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因而具 有重要的意义。疯人与医生不可能对话，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医生，他只是肉体的疯癫而不是头脑的疯癫，因此需要的只 是权威而不是交流， “医生凭借的不是知识，而是人格，借用 了科学面具的人格

23、，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而 与现代医疗方法无关。” （雷诺： 37 ）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 的氛围里，理性以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医生成为科学的代 言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精神病人具有如家长和法 官一般的绝对权威，借助科学所赋予的力量，行使着理性对 于非理性的征服，同时也代表着资本社会的规范和秩序。在 一连串的档案、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福柯一直关注着疯癫与 理性交汇的模式，理性最后会以其自身的语言完整地论述疯 癫，将疯癫涵摄在理性的话语之下，这个涵摄的运作经历了 一场缓慢的历史运动才最终得以形成。 4.结语福柯在《疯 癫与文明》中把疯癫视为一种理性权威的载体，通过对一系 列社会制度

24、的追根溯源和社会意识的分析，将附着于疯癫概 念之上或者是构成疯癫意识的种种理性预设予以逐层区分， 以解构的方式来把握理性权威的形成过程。这种解读方式对 反思理性进而反思现代性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理性的 批判者，福柯没有从理性的角度来论述疯癫的历史，也没有 给疯癫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因为他拒绝把疯癫看成“一个永恒 不变的实在，认为它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功能。”（莫伟 民：46 ）“疯癫没有本质，只有现象，只有表征，只有多种多 样的符号形式。”（雷诺：46）或者正如罗兰•巴特所认为的 那样： “疯癫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疯癫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 种在不同阶段游移不定， 或许是异质性的意义。 ”

25、（ Barthes ： 164）因此，它在不同时期的话语体系中，也就呈现出截然 不同的面貌：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是神秘的启示；在古典 时期，是罪恶；在近现代，是病情。总之，疯癫不是病理学 或者医学事实，而是文明与文化事实， “疯癫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文化的产物。” （雷诺： 46） 《疯癫与文明》所关注的真正主体并不是疯癫或者理性，而 是那些所谓的“精神错乱者”与“精神健全者”二者之间关系的 发展与演变。这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就是一种“沉默”的历史， 一种中世纪末盛行的疯子与健全者之间对话消失的历史。因 此，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福柯明确表示这不是一部 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他对疯癫病史的论

26、述是关于那种“沉默 的考古学”。（福柯： 3）福柯把这本书的副标题标为“理性时 代的疯癫史”，就是想告诉我们，他所论述的是关于疯癫如何 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历史。 福柯认为，疯癫的历史只是一场理性的独白，疯癫自身却是 沉默的。因为疯癫被拒斥在理性话语之外，失去了发言的地 位。疯癫与理性之间的沉默，既不是由于人类关于理性知识 的深化，也不是由于关于疯癫知识的深化，而是由知识以外 的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组织、制度的因素决定的。 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越过理性来书写未被驯化的疯癫这一计 划“的的确确是他的计划的最疯癫的一面”（ Derrida ：34 ）， 但是《疯癫与文明》作为福

27、柯早期重要的理论著述，至少具 有两重意义：一是揭示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模型，是以社会隐 形的意识形——即权力的建构枢纽——叠置于个人身体之 上的影响为主，为他后来转向更大范畴的知识系谱学方法论、 权力与真理思考，乃至晚期性意识史的研究奠下了基础，显 示其环绕权力与个人主体性辩证的话语脉络；二是他受到尼 采、海德格哲学思想的影响，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理性 传统展开深刻的质疑与解构，通过疯狂病史的文献研究来动 摇西方社会对于理性的信仰，进而挖掘出在理性论述背后潜 藏的权力欲望。 福柯以《古典时期疯狂史》奠定了其学术地位与斐然声誉， 正如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社会学教授克利弗德•吉尔兹 在 1978

28、年 1 月 26 日的《纽约时报书评》 中所说的： “ 60 年代初，福柯以其《疯癫与文明》而突然跃上学术舞台。…… 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反历史 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 义的结构主义者。” （福柯： 271） 【参考文献】[1]布莱恩•雷诺.福柯十讲[M].韩泰伦，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 [2] 福柯.疯癫与文明 [M]. 刘 北成，杨远婴，译 .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3] 莫伟民 .主体 的命运[M].上海:三联书店，1996. [4]吴猛、和新风.文化权 利的终结：与福柯对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5] Barthes, Roland. Critical Essays[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6] Derrida, Jacques. Writings and Difference[M], London: Routledge, 1978. [7] Foucault, Michel. Politics,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M], London: Routledge, 1988.